陈培永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在“1·5”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为何强调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革命、改革与伟大斗争是颇有特色的三个关键词。但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对它们的内涵以及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清晰的理解。有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不要讲革命、讲伟大斗争了，讲改革或全面深化改革就行了；还有人总摆脱不了一种思维，提出：现在讲革命，要革谁的命？讲斗争，要斗谁？革命与改革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两种路径，这种观念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确实根深蒂固。这种理解并不全面。这里所讲的“革命”，其实是指“政治革命”，马克思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的革命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革命确实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近代史无疑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意义，都不能否认革命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航向，并奠定了今天中国社会繁荣的前提和基础。

　　革命不止于“政治革命”这个层面的内涵。从这个词本身来看，它既包含对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的革除、去除、摒弃，也包含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建设、构造。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革除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只是手段。

　　改革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个定位中断了本该中断的暴力性政治革命，但并没有否定革命本身。有人宣称后革命的时代开始，讲必须“告别革命”，意思只能理解为不能再搞暴力，再搞政治运动，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能理解为革命这个词本身就变成了贬义词，革命的事业就不该继续了。革命尚未结束，革命的理想还需要照进现实，那种改造旧世界的革命追求、缔造美好社会的革命精神还要继续维持。革命不再是暴力，不再是毫不留情地颠覆、割裂、对决，而变成了创造性地改变、构建、完善。反过来说，这个定位也赋予了改革自身以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改革不是对革命的背离，而是对革命事业的重新谋划，是要完成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建设、构造，它让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不至于失去目标，转而将智慧和力量投入到改革事业上。

　　为何强调不能丧失革命精神？

　　并不是说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革命党了。中国共产党依然是革命党，依然是抱有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依然是那个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的革命党。革命在中国已不仅仅是历史行动，它还是一种沉淀下来的精神，一种追求光明和进步，不因循守旧、不保守落后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全面深化改革事业所需要的，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任何时刻都需要的。

　　有所变化的是，作为革命者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再是政治革命，而转变为“社会革命”，这是革命包含的另一个层面的意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引领、完成整个社会革命的道路。比起政治革命强调的主要是“革除”，社会革命更强调的是“命制”。它不是夺取政权的革命，而是对旧的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是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文明方式、价值观念的全面革新。政治革命只是通往社会革命的手段，社会革命才是目标。而且，相对于政治革命而言，社会革命的实现更为艰难、更为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强调改革是新的伟大革命，强调社会革命，所要表达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的是社会的全面变革，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革能够上升到革命的层次，其实本身就说明改革不只是某个要素的改变、某个方面的改变，而是全方位的变革，是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意味着经济生活、政治环境、文化模式、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只有全方位的变革，具有彻底性、艰巨性、综合性、复杂性、长远性的改革，才配得上“革命”二字。同样，强调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同强调进行社会革命一样，都说明中国的变革、中国的发展绝对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的，它一定是全面的变革、全面的发展，一定是长期的变革、长期的发展，一定是要付出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才能完成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摘编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