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生忠

　　201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层面，提出今后15年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前两个目标直涉贫困问题，这是21世纪承载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的期盼。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消除贫困是国家的应急型政策，也是储备型政策。确保扶贫开发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宏观发展规划、时代历史使命相适应，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治理体系建构涵盖三个方面，分别是目标建构、标准建构和模式建构

　　1978-2000年既定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21世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分为两个步骤完成，2001-2010年为达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2011-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此为目标架构。2011年随着国际贫困标准提高，我国的新贫困标准2300元比2010年的1274元提高了80%，贫困人口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了1.28亿人，其中贫困线下8200万人，贫困发生率增至12.7%接近1985年的水平，此为标准架构。

　　模式建构则是“中央-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贫困治理的一个重要变量，从宏观层面看，中央政府是贫困治理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是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者，形成“纵向规划，横向执行”的区域“网格化”扶贫模式结构。从中观层面看，地方政府是区域性贫困治理政策的制定者，基层政府是辖区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者，从而确保精准扶贫落实到“个体”，精准到村到户到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扶贫结构经历三次实践转向，最先开始的是以“区域”瞄准为主的粗放型扶贫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扶贫的重点是区域扶贫，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地区的扶贫，从1982年开始的开展“三西”农业建设项目，开创了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之先河，从根本上解决“甘肃河西、定西及宁夏西海固”地区群众的贫困问题。进入90年代，在市场机制和扶贫开发的双重作用下，贫困状况发生了改观，1994年对集中在全国592个贫困县的800万农村人口重点扶贫，移民搬迁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延伸至辽宁、吉林、广东、山西、湖北、内蒙古等17个省（区）。

　　进入21世纪，农村贫困状况明显改变，扶贫结构开始向“整村”瞄准为主的集约型扶贫转变

　　虽然贫困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但是呈分散化分布，国家改变了以区域（县）为单位的扶贫策略，制定了以村为单位的扶贫对象，确定“整村推进”，结合国际上扶贫经验，在理论层面提出“参与式扶贫”，确保贫困农户参与项目建设当中。对宁夏、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区经济发展落后、生活条件差的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约74万贫困群众。以“村”为单位扶贫特别是易地搬迁工程，从宏观方面看是进行现代化建设，从微观方面看是进行开发性扶贫、生态保护。

　　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求“实事求是，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以“个体”瞄准的精准型扶贫登上历史舞台

　　此后中央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改进贫困县考核、干部驻村帮扶、扶贫资金管理、金融服务、社会参与”等六项扶贫工作机制，呈现“合作型反贫困”的局面。基于“个体”的精准扶贫，国家旨在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全国所有贫困县到“十三五”末全部摘帽，破解多年来各地不加区分以贫困县为名，争取国家资金的“畸形”现象，对扶贫机制重新整合，重新制定相关政策；二是实现所有贫困“个体”脱贫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