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社会科学院理论研究中心

　　有效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是当前党和政府面临的重点任务，要求全党和各级政府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运用系统思维，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建立起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以及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加强地方债务管理，多渠道发掘新的化解路径，确保地方财政健康运行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统筹化债与发展，处理好经济系统安全和效率优化关系。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核心目的是保障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而不是单纯追求债务风险的解除。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安全运行的基本前提下逐步开展。政府作为决策机关，需要从优化政策设计、合理资源配置、提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规范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强化地方财政运行监测等方面逐步展开。尤其在中央政府出台“一揽子化债”政策的背景下，不仅要关注资金投向的成果效率，更要关注政策的协调运用、漏堵点的填补和风险隔离工作，避免化债产生的“次生风险”。在阶段性目标完成后，还要做好政策的更新衔接工作，逐步缩减消化存量债务规模，实现地方债务化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制定政策作出决策时，要从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本位出发，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进一步优化拓宽资金投向，最大限度满足地方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精准有效地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要规范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全面开展穿透式监测、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规范资金流程监管，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防止将专项债券用于不合理的项目。要加强跨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建立起一体化政府债务信息化平台，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地方财政运行的监测；同时要注重对地方债务动态跟踪研判，及时应对潜在的财政风险，实现地方债务的有效化解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化债工作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领导机制方面，为充分发挥党在地方债务化解中的把关定向和协调各方、凝聚共识作用，形成对地方债务化解的工作合力，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强党对地方债务化解工作的领导，在地方各级金融工作委员会设立地方债务化解的专门机构，分析研判地方政府负债状况及债务发展趋势等，制定有关地方债务化解预防的政策制度，同时，要加强与银保监局、税务、发改等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形成党委负责，各部门积极参与，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要按照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构建两个新机制的要求，逐步建立完善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以及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加强对地方债务化解全流程监管，健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债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债务预警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各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状况，并根据风险评估和预警结果对高风险地区的举债行为进行严格约束。全面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绩效管理，将地方政府债务按统一规则纳入绩效管理体系，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确保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加快推进中央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优化央地事权与责任划分，深化税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增加地方财力，减轻市县财政支出责任。推动城投平台转型为普通经营性国有企业，发挥政策性金融工具的积极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稳步推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基层表现较为突出，因此，发挥政策制度的引领作用，深化财政和金融制度改革，创新工作机制，推动化债政策较好落地至关重要。自2023年公布一揽子化债方案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根据各自情况，探索出一系列财政化债和金融化债的创新模式，有效丰富了地方化债工具，支持了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工作的稳步推进。如有的地方采取债务展期、存量债务置换，非标、刚兑债务置换，设立应急周转基金、债务风险基金等方式，缓释到期债务风险，推动城投平台企业整合和转型，有效解决了当下债务风险。有的地方大胆探索，拓宽整治化解债务的领域和范围，将以前主要置换隐性债务扩大到经营性债务，从以前置换非标债务扩大到置换标准债券、非标债务等，有效防范了债务危机向财政、金融系统传导的趋势，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创新做法对于类似地区化债均有指导和借鉴意义。要紧紧抓住国家给予的政策红利，深刻领会中央政策的精神实质，做好新老政策的衔接，打好组合拳。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巩固成果、查缺补漏及总结工作经验上，特别是要针对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堵点漏点下功夫，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事施策，构建起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宜的地方债务化解长效机制。

　　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提升资源的有效配置。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中，只有政府出台财政金融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政府的决策定向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在当前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但要关注当下，更要着眼长远、全盘考虑，注重长期社会效果。对于公益性强且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要以政府投资为主，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全部包办，而应鼓励社会资本积极介入，通过PPP合作等模式创新机制，实现各方的合作共赢，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化解债务危机。对于政府发行的一般债务，要完善债务分配限额，将重点投向“三保”及公益性项目建设，避免化债与发展的过度失衡；要逐步放开专项债可用作资本金的投向领域限制，赋予地方决定权，让地方自主选择适用的领域和项目，更好发挥政策的引领带动作用。要设立专项基金，给予社会投资项目更多财税优惠和政策支持，减轻社会资本的投资风险和负担。同时，通过立法明确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权责边界，制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责任机制，降低项目执行中的不确定性，保障各方权益。为密切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关系，应建立起政府与社会资本融通协商对话机制，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逐步消除投资壁垒，为社会资本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实现地方债务化解、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 （执笔：张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