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歆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西夏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了记录各民族团结的史实、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就、推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独特价值。
印证了多民族共有的华夏基因
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即祖国的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辉煌的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样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实体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由诸多共同性所共同决定的客观实在。西夏陵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保存了许多历史记忆。西夏时期是党项、汉、藏、回鹘、契丹、女真等多民族文化融合时期,西夏陵中的石雕、壁画以及其他文物展现了西夏时期独特的文化艺术风貌,展示了多元文化的共存与交融,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特征。西夏社会具有多民族并存、文化多元的特点,西夏境内以党项族为主,也生活着汉、回鹘、契丹、女真等多个民族,各民族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信仰、风俗习惯等,使西夏文化丰富多样、异彩纷呈。西夏自称大夏,名称中标示着“夏”的含义,就是认为自身生活在华夏的空间方位、传承着华夏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是从“华夏”发展而来,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文化”就是华夏文化,西夏的民族与华夏一脉相承。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符号,其中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而且为中华各民族所认同的共享符号,首推“龙”。1974年在西夏陵区出土的石柱,三面雕刻有缠柱的云龙浮雕图案,二龙戏珠,云气缭绕,栩栩如生,系一件西夏建筑构件中十分珍贵的石雕艺术品。这说明,当时的西夏也把龙作为标志,体现了对华夏文明的认同。虽然“龙”符号的形态多元各异,但它在长城内外、中原与边疆之间形成了广泛共识。秦始皇开启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龙”符号自此成为中央王朝大一统国家的象征,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遵循这一传统。在这一过程中,“龙”符号由最初的部族图腾,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共享符号。世界的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从未中断。炎黄子孙作为“龙的传人”,形成了牢固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成为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书写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西夏陵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它在民族文化塑造、交流、认同与融合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无论他们是割据一方,或入主中原,都以学习汉文化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并以此将自己认同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这种永恒的历史规律在西夏表现得尤为显著。从西夏陵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存续了近200年的西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普遍继承、效仿中原文明,同时不断推进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留下了灿烂遗产,也使中华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西夏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与各民族的技术交流和物资互补,西夏陵出土的一尊鎏金铜牛就是例证,它出土于西夏陵区101号陪葬墓,由青铜铸造而成,中间空心,外表通体鎏金,造型生动逼真,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金属铸造工艺水平,反映出牛耕这种在中原地区常见、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西夏社会得到了推广。党项族原本并无瓷器制作,主要从北宋引进以满足生活需要。西夏王朝建立后积极学习中原制瓷技术,发展制瓷业。西夏陵出土的大量瓷器瓷片,就是宋夏制瓷技术不断交流的产物。西夏陵出土的迦陵频伽,该器物人首鸟身,羽翼丰满,长尾似蕉叶。“迦陵频伽”为梵语音译,意译为“妙音鸟”。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迦陵频伽纹饰出现在北魏石刻上,唐代佛教兴盛,迦陵频伽纹饰的使用也日益广泛,西夏迦陵频伽形象延续唐代传统。还有,西夏陵的一座石雕力士支座,座顶右上角顶阴刻西夏文三行,背部阴刻汉文“砌垒匠高世昌”,为西夏石雕工匠的姓名,这是西夏社会汉文与西夏文双语并行的见证,也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实证。西夏陵通过多方面展示优秀的民族艺术,无处不体现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主旋律。中华民族具有卓越的创新禀赋,在西夏时期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一系列丰硕成果,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西夏不仅创造了文字、礼乐和一系列文学艺术成果,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文化融合为民族融合提供了重要条件,鲜卑、吐谷浑、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被西夏融凝在一起,不断吸收中原文化,或群体性迁入中原,为中华文明输送新鲜血液,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部分。
刻画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足迹
西夏陵出土的铠甲残片和铁剑等兵器,反映出西夏与宋辽金蒙古之间征伐不断,但诸政权间的“战”与“和”都是在认同“天下一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聚性活动。“战”是统一之战,“和”是“兄弟”“君臣”“甥舅”之和。这一时期的战与和,有效地强化了中原、北方、东北、西北、西南各区域的联结,共筑大“中国”版图。从西夏陵残碑中拼合出一块碑额,并确认上面的西夏文字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由此,7号陵被确定为寿陵。这块残碑也印证了北宋名臣富弼评价西夏有“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之说,这就是将“边缘”与“中心”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共筑中国版图。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中华大地”是中国各民族祖祖辈辈的故土家园,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资源、能源补给库,是中华民族认同根脉生长的肌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是中华大地的主人,也是中华民族的构成主体,经历分合融汇、生生不息,逐步形成血脉相融的大家庭;“中华文明”是各族民众在中华大地上创造、积累、选择的文化结晶。“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各民族团结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途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凝结成各民族之间共同的、坚韧的利益纽带、情感纽带、精神纽带,虽经历纷争、曲折,但相依共存的主流不变、趋势不改;“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是各民族与国家相互形塑与选择的历史进程,是创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版图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