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宏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西夏（1038—1227年）虽偏居中国西北，却以其清晰的历史轨迹、丰富的文化内涵，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西夏在近两个世纪的存续中，既承袭唐宋诸多层面的制度体系，广泛吸收中原文化中的先进因子，又吸收党项等多元族群的文化传统，在政权建构、历史演进、文化传承、民族融合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的印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
大一统政治追求，竞逐“中国”正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即“中国”）。西夏始终自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对宋辽称臣，追求一统。这种既保持自身政治独立性，又尊奉中原正统地位的政治理念，深刻体现了对大一统秩序的高度认可。
政治制度清晰折射出中原王朝印记。《辽史》等史籍记载，西夏设官分文武“二班”。西夏建立前即渐行中原官制，西夏建立后基本沿袭唐宋体制，仿照唐宋的二府三司制，设立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等核心机构，分掌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形成职责明确、分权制衡的体系；地方上设府、州（郡）、县，官员由中央任命，实行中央集权；另设监军司等军事机构，负责地方防御与治安，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种政治制度既是对中原制度的继承，也有发展和创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力见证。
官职体系创新运用了中华治理智慧。《宋史·夏国传》明确记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也印证其存在蕃、汉两套官职系统。为稳固统治基础，西夏统治者一方面仿北宋制度建立“汉官”体系，如设置中书、枢密、开封府等十六司，涵盖行政、军事、财政等核心领域，建制逻辑与北宋官制高度一致；另一方面，依据党项旧制设“蕃官”体系，保留了游牧特色的官称与职能，形成“汉制为体、蕃礼为用”的二元结构。这种将中原成熟的制度与党项实情相结合的做法，既保障了政权高效运转，又体现了对不同民族治理需求的尊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
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原汉法精髓。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诸如“同居相为隐”之制、“八议”等制度都直接承袭唐宋律法，“十恶”罪名更与之一脉相承。同时，该律令结合党项族习惯，既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规范，也对畜牧、游猎等特殊事项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规定，彰显了对中华传统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内聚性历史演进，共筑“中国”版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西夏的兴衰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与变革，有效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植根于中原王朝正统版图之内。据《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赐姓李氏”，正式将党项首领纳入唐朝宗室体系。至五代时期，《资治通鉴》记载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党项首领已“据有银、夏、绥、宥四州”。这表明，党项族是在唐朝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逐步在西北地区形成了稳固的势力范围。历经五代十国的风云变幻，党项族不断积蓄力量，最终在“中国”版图之内形成地方区域政权。
形成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政治格局。《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二年（1042年）好水川之战后，宋朝通过“岁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等方式维持和平、促进交流。西夏与宋、辽、金时战时和，但“战”与“和”都是在“天下一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聚性活动，“战”是谋求地位与利益的统一之战，“和”是“兄弟”“君臣”“甥舅”之间的智慧妥协。这种特殊的互动关系，为党项与北方、中原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北方与中原地区的逐步内聚融合。
推动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宋夏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是西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规模战争到庆历和议，再到持续的边境冲突、频繁的政治军事互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蒙古灭夏过程中，《元史》特别记载了西夏人高智耀“请免儒户徭役”的事迹，表明其政治精英在融入中原事务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黑水城出土文献显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繁荣了西夏的经济，而西夏也保护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力地促进了西北经济一体化，为元朝重建大一统格局，尤其实现对青藏高原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版图基础。
汉文化深刻影响，融聚“中国”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西夏文化广泛吸收多民族文化养分，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夏文字是汉字文明创新活力的生动体现。西夏王朝建立前，党项有语言而无文字，在与中原汉人长期交往后，受儒家文化熏陶，借鉴汉字创制西夏文，这是西夏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西夏文字采用“偏旁部首+表意音节”等构字方式，既保持汉字结构规律，又对“六书”造字法有所突破，体现汉字文明的创新活力。西夏文字的推广使用，极大地促进了西夏文化繁荣发展，催生了大量西夏文文献的编纂和西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独特瑰宝。
以儒治国是西夏尊崇中华文化的具体实践。儒家文化是西夏政治文化的主流。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蕃汉子入学者，当以《孝经》《论语》为课试之本”。西夏在各州县广设学校、兴建孔庙，设立蕃学、汉学二院，大量翻译儒家经典，推行蕃汉均可参与的科举制度，构建了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营造了浓厚的尊孔崇儒风尚。特别是西夏陵出土的残碑显示西夏统治者追封孔子为“文宣帝”，其尊号较唐宋的“文宣王”更进一级，加之《金史·西夏传》中记载“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以经义为先”，都反映了西夏对儒学的推崇和对汉文化的吸收。
艺术互鉴是西夏多元文化互通的鲜明印证。党项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族群，音乐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清人在《西夏书事》中讲道，“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乐舞图》中，筝、琵琶等中原乐器与党项羌笛和谐并存，都有力地说明了中原乐律对西夏音乐发展的影响。五个庙石窟第1窟壁画《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像》，不仅在风格样式上继承了唐宋以来壁画的视觉传统，还吸收融汇了宋夏时期不同媒体艺术元素。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宫廷诗集》，风格不同于西夏传统诗歌，每句字数、用韵规则等都与中原同类作品相似，显然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些艺术成就，既是西夏文化独特魅力的绽放，也为中华艺术宝库增添了璀璨光彩。
各民族互动共生，增进“中国”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西夏建立后，党项、汉、吐蕃、回鹘等多族群在同一片土地上和睦相处、和谐共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西夏构建共同祖源强化身份认同。《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西夏统治者将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魏书·序纪》明确记载北魏拓跋氏为黄帝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进而建立起西夏人是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王朝建立后曾上书宋朝自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党项作为羌的分支，《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从族源上印证了其与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脉络。
党项内迁极大地促进了族群交融。北朝时党项居于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过着原始游牧生活。《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其“不知稼穑，土无五谷”。唐朝初期，党项族受到吐蕃的影响，请求内迁。《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这是党项的首次内迁。安史之乱后，唐朝又将庆州党项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之地。党项内迁定居后，积极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元史·氏族表》记载，西夏覆亡后，党项人“或归汉，或入蒙”，逐渐融入其他族群，助力了元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经济互济为民族内聚提供了动力。西夏时期，党项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汉族则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具有优势，吐蕃和回鹘在畜牧业和贸易方面有独特贡献，各族群共同生活，相互依存。《马可·波罗游记》对西夏故地多族共居、贸易繁荣的景象有过描述。各族群通过榷场互市等频繁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紧密了彼此联系，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西夏在政治制度上对中原体制的承袭与创新，在历史进程中与中原及周边政权的互动融合，在文化上对儒家思想及多元艺术的深度吸收与创造，在族群构成上的多族共居与深度交融，无不深刻印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与强大生命力，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五个共同”的生动实践。西夏陵作为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是多族群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流的结晶，严谨的选址方位、宏大的空间布局、承袭唐宋又具创新的陵寝制度、独特的建筑风格、精湛的建造技术、融合蕃汉的丧葬习俗，以及出土的丰富文物遗存，不仅承载着厚重的西夏历史文化，更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直观物证。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