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春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本文在既有经验坐标基础上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路径创新，探讨了融合如何引导群众、融合如何服务群众，以及融合发展模式等问题，剖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一部分需要解决的诸多关键问题。

　　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提出为标志，我国以行政力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媒介融合行动进入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以大传媒集团“中央厨房”模式为主要特征相比，长期处于行业边缘地带的县级媒体终于有机会进入政策关注的焦点区域，获得政策扶持的发展机遇。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要解决“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两个层面的任务，其操作经验主要来自于之前的县区媒体与社区报实践、第一阶段大媒体的媒介融合探索实践，以及BAT等商业平台融合发展探索。本文在既有经验坐标基础上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路径创新，探讨了融合如何引导群众、融合如何服务群众，以及融合发展模式等问题，剖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一部分需要解决的诸多关键问题。

　　2018年8月21日至22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是中国县级媒体首次在国家级会议上被最高国家领导人关注。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此前也强调，打通继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最后一公里”，要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创新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1]这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一度淡出传媒行业视野的县级媒体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截止2018年9月初，北京市在两个月内先后有15家区级融媒体中心陆续挂牌，平均4天就有一家，加上2017年已经挂牌的昌平融媒体中心，已经领先于全国全面完成了区级融媒体中心的布局；8月31日，郑州市16个区县同时挂牌成立区县融媒体中心；而早在2018年的3月，江西组建融媒体中心的县市区已经达到了30多家，占到了全省的1/3，湖南、四川、河南、江苏等地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已经紧锣密鼓地筹建起来。如果考察一下这场始于2014年8月18日的由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媒介融合行动的发展轨迹，我们会看到，媒介融合的重心已经由第一阶段强调以人民日报社等大型传媒集团为代表的“中央厨房”模式的探索开始转向第二个阶段：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建设主体的新一轮媒介融合行动的关注焦点。至此，媒介融合发展的版图不仅涵盖了大型传媒集团，也关注到了地方性的中小传媒集团。和大集团的大融合相比，县级媒体的融媒体中心该如何建设才能实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目标？既有媒介融合发展的经验如何在县级层面实现有效的“创新-扩散”？如果要准确回应上述问题，则需要寻找到县级媒体发展的经验坐标与历史方位，厘清县级媒体发展可以借力的资源清单，才能从中有效率地抓到通往未来创新道路的机遇。

　　一、县级融媒中心建设：经验坐标与发展机遇

　　县级媒体在中国最初的发展道路基本上复制了中央、省、市三级的媒体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作为县域空间大众传播资源的垄断者而深嵌于区县行政体系，跨区域的资源整合也因此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新时期以来，这一县域媒体生存方式表现出行政与市场的混合模式，因同质化程度高、缺乏竞争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甚是低下，因而并不是一种经济型的办媒体方案。因此，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历次媒体结构调整，县级媒体都是裁撤的重点区域，这样既方便了管理，又降低了县级行政的运行成本。但2003年的区县报的裁减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因为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大量的区县的报纸被取消刊号，能够有刊号公开出版发行的县报全国只剩下50余家。这些县报大多数是依托“经济百强县”的富足社会资源而生存下来，多集中于江浙、广东等地。从之后近20年中国传媒业的演化情况来看，这一政策导致中国大众媒体的发展严重脱离县区、社区空间，更多集中于大众化覆盖层面进行同质化竞争。其实，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区县媒体对新社区群体的黏合功能将会有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降低碎片化的社会关系导致的摩擦和冲突。

　　中国针对区县传媒的这一政策取向和美国的报业结构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报业中有97%的报纸的发行量在5万份以下；以北卡罗来纳州为例，该州报业协会2010年统计，全州共有179份报纸，173份为小报，10万份以上的大报只有两家。[2]我们以往谈到美国报业的时候曾经将其总结为是典型的“一城一报”，其实从区域报业的整体构成来看，则是詹姆斯·罗斯称之为“伞形竞争”的结构，我们通常讨论的是这一结构最顶层的大众化覆盖的报纸而已。按照罗斯的分类，美国报纸存在4个竞争层面，每个竞争层面充当覆盖下一竞争层面城市的一种庇护。其中，第1个竞争层面由大规模的大城市日报组成，它们覆盖整个地区或州；第2个竞争层面由位于大城市中心周围的卫星城市日报组成；但卫星城市日报的新闻报道通常关注地方新闻，而不是大城市新闻；第3个竞争层面是由关注新闻报道范围非常窄的郊区日报组成，在第3个竞争层面之下，周刊和商品信息报的竞争构成了第4个层面的竞争。[3]这一伞形结构分布的区域报业市场竞争主体能够有效形成错位竞争，实现报纸对区域市场的高效率、立体化开发。

　　反观中国，社区报则一直非常薄弱。一部分都市报也希望向社区层面延伸。例如，2004年，号称“中国第一张社区报”的《巷报》在吉林省长春市推出；同年，《华夏时报》第四次改版时调整都市报定位,号称要打造“中国第一份商圈社区报”；长沙《东方新报》也在2004年下半年开始社区报探索。但遗憾的是，上述早期中国社区报纸最终全部以失败结局而告终。观察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市场中爆发的历次“报业大战”，大多数是在大众化层次展开，同质化程度非常高，正与社区报不发达有关。

　　社区报发展程度的差异，进一步放大了互联网在美国和在中国所面临的区域环境差异。美国社区媒体因为和本地用户之间的强关系而受到互联网的冲击相对较小，反而成为了报业中盈利性较好的品类。我们讨论社区报的时候经常举到的案例就是美国著名投资家巴菲特曾经在2012年前后购入80多家社区报。而在互联网和中国传统媒体的竞争过程中，互联网如入无人之境，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媒体缺乏能够依托社区和目标用户形成强黏度的依存关系，互联网进入的社区空间原本是传统媒体结构布局的空白点，或者说，传统媒体拱手把自己联系民众的生命线送给了互联网，从而架空了自己与区域社会关联的通道。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都市报在遭遇到政策与制度的创新瓶颈后开始转向地铁报或社区报，但遗憾的是，为时已晚。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商业门户网站基于强大的市场拓展力量而基本上完成了网络社区的切割与布局，因此，后起的都市报所属的社区报基本上都未能获得明显的优势地位。同时，依托智能手机而快速扩张的移动互联网出现了以后，对人们移动空间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占有居于优势地位，由都市报操作经验扩张而来的地铁报的黄金期的含金量急剧下降，对广告客户的吸引力也因此降低，正逐步退出市场。而另一个现象是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19楼”。它通过专刊渠道和用户基础构建起了全方位覆盖的网络生活社区并得以迅速扩张，不仅覆盖了整个浙江省，而且向上海、江苏、安徽、河南进一步渗透，号称要成为区域网络生活的入城口和门户，成为传统媒体进军网络社区的标志性创新平台。

　　从上述中国以区县媒体为代表的区域媒体在整个政策体系演化过程中的遭遇来看，时至今日，大中小共生的传媒业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已经成为共识，而县级媒体的独特价值和地位也在这一过程中终于被认识到了。区县媒体以融媒体中心的新面孔成为新一轮政策扶持的对象，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2017年，绝大部分地市级广电都陷入了经营不善、负产出甚至负资产的状况。[4]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大范围兴起也正是被当做区县电视台走出当前困境的破局之举。自2017年以来，包括河北、湖北、湖南、山东等多地出台了关于县电视台的改革意见，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财政扶持”成为高频词，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对县级广播电视台进行财政支持。例如，山东省高密市（县级市）将广播电视中心管理体制和经费类型明确为市政府直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每年拿出500万元作为宣传奖励基金，用于奖励有影响力的新闻精品和重大公益宣传任务。[5]可以预见，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行政力量主导的新一轮媒介融合的标志性工程，其获得的政策扶持资源也将远远超过之前广电行业的自救力度。但我们要看到，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兴起，中国县级媒体已经错过了依托传统传播形态操作经验的扩散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目前，即便在社区报传统深厚的美国，区域媒体也正面临转型困境，很多只能坚持走纸媒道路，而较大报纸为实现转型甚至选择抛弃或关闭社区报。例如，《达拉斯晨报》曾经是美国区域报纸融合转型的正面典型，却关闭了早年花费不菲资金收购的全部8种社区报。[6]

　　同时，从既有媒介融合探索经验来看，“报业新媒体的发展经历了电子版、网站、手机报、阅读器、iPad版、微博、微信、客户端、短视频等各种形式，在赢利模式上均未取得成功。何况，运作新媒体的成本却非常高昂，这成为报业不能承受之重”。 [7]例如，以中央厨房这一第一阶段媒介融合的“标配”和“龙头”的建设经验来看，其投入动辄上亿元，这显然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无法承受之重。例如，人民日报社“中央厨房”的环绕大屏配备了3200平方米的集中办公区，山东广播电视台的融媒体中心建设耗资 1.38 亿元，河南大象融媒体集团“新闻岛”投资1.6亿元；而且，初期的建设费用仅仅是“中央厨房”的成本之一，更多的费用来自于后期维护与服务成本。[8]对于遍地开花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来说，这些高成本的媒介融合建设经验一旦在县级媒体平台被复制将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将成为一场灾难。因此，进入媒介融合发展的第二阶段，既不能简单照搬既有社区媒体的操作经验，也不能复制之前大型传媒集团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需要在社区媒体和媒介融合的双重经验坐标下寻找新的方向，或许才能抓住政策转向带来的发展机遇。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如何实现路径创新？

　　目前，中国传媒业从根本属性上来看依然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行政力量在资源配置当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也决定了“自上而下”的媒介融合行动会在行政体系的动员下迅速呈现出齐头并进、遍地开花的扩张态势。因此， 在2018年8月21-22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之后短短的十天之内，各地就掀起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旋风。例如，8月31日，郑州报业集团与郑州市5市1县、6个市辖区、4个开发区集中签署框架协议，合力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出了“新闻+政务+服务+电商”的智慧运营模式，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郑州模式”、“郑州经验”。北京市也全部建成16个区级融媒体中心。这些区县融媒体中心的规划和实践为我们考察其实现路径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系。

　　同时，在考察中国新闻改革的演进机制时，既有研究也发现，中国新闻业的革新常常表现出边缘突破和自下而上的特征，即身处实践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常常通过“临场发挥”、“边缘突破”来解决新闻体制运行中遇到的一些问题。[9]县级媒体无疑属于现有新闻体制的边缘地带，因此，也出现了一些表现出明显的“边缘突破”特征的超前探索。例如筹建于2011年的浙江长兴传媒集团就是县级融合发展的另类榜样。2011年4月，长兴传媒集团由长兴广播电视台、长兴宣传信息中心、县委报道组、“中国长兴”政府门户网站（新闻版块）跨媒体整合而成，是全国第一家整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站、两微一端、数字电视网络公司、大数据公司等于一体的县域全媒体传媒集团。作为一家县域媒体，他们2018年的考核营收目标为2.28亿元，甚至超过了不少地市传媒集团。目前长兴传媒集团模式被浙江省委宣传部在省内推广，浙江省内90个县区，差不多一半都是采取长兴传媒的模式。[10]

　　此外，在中国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中，还要考虑的一点就是，媒介融合的使命是什么？2014年被称为中国的“媒介融合元年”，缘于这一年“8.18指导意见”的颁布。那么，行政力量作为这一轮媒介融合的主要推动者，其目标诉求何在？这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所必须清楚的要义。从8.18指导意见的整体来看，讨论媒介融合是在新型主流媒体和现代传播体系的关系框架下展开的，即媒介融合是打造适应现代传播体系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必由之路，和传统主流媒体强调正面宣传报道能力的建设相比，新型主流媒体的能力结构应该不仅包括强大的正面宣传能力，而且还要具备扎实的危机沟通能力。[11]因此，无论是中央厨房，还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都需要在政府-社会沟通能力建设的框架内讨论问题，新型主流媒体的目标定位同样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的首要目标。

　　因此，基于上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探索经验的综合考量，参考国外社区报的融合发展经验与媒介融合在中国的特殊规定性，以及商业网站融合发展的经验示范，我们认为，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路径创新经验的坐标系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如何“引导群众”：移动传播优先，抵达本地社会变动的第一现场

　　媒介融合是传统媒体走进新媒体空间，主动参与社会讨论并引导舆论的过程。传统媒体内容的生产-传播流程基本上是按照“黄金24小时”的节奏运转，这和互联网以秒为单位的信息发布时效形成强烈反差，而身在现场的网民的“随手拍”行动也会倒逼传统媒体加快传播节奏，以便跟得上时代演化的节奏，跨越“数字鸿沟”。在“全世界在观看”的场景下，“引导群众”，就需要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刻抵达现场，并在第一时间把真相传播出去，不给谣言、流言和谎言留出滋生危险的空间。就媒介融合的发展现实来看，移动传播优先，而非传统出版和播出优先，是检验真假媒介融合的第一块试金石，也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首先完成的技术转换。就目前来说，两微一端、抖音等新的传播技术平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为官方媒体声音直达社会舆论第一现场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但我们也要看到第一阶段媒介融合过程中存在的显著问题。之前中央、省、市三级媒体系统也大多在技术上实现了移动传播优先的可能，但却很难在社会舆论第一现场实现有效沟通，尤其是危机时刻常常游离于舆论发生的第一现场，回避诱发舆情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也把能否抵达社会冲突第一现场进行有效沟通作为判别是传统主流媒体还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第一准则。[12]按照既有的行政话语逻辑，政务机构主动走进网络空间，是对网络群众工作路线的实践，即做到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在这一逻辑下，大量政务机构已经选择了绕开既有官方媒体系统，直接入驻微博、微信、抖音空间，力图与社会公众直接形成面对面的沟通关系和服务关系，以提高信任，降低摩擦。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正是由于既有媒体系统的社会沟通能力严重不足所致，这一现象也被称之为政务机构的“自救运动”，最高时候，全国政务微博近30万家，而政务微信也超过了10万家。从既有政务微平台（两微一端）的分布来看，县乡两级政务机构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大大弥补了县级官方媒体资源短缺、沟通效率低下的不足。实际运行效果上来看，县乡两级政务微平台也扮演了传统官方媒体系统“竞争者”的角色：如果地方性官方媒体系统不能够及时提高自身的社会沟通能力，当基本的社会沟通功能被替代之后，这一系统将会被逐渐边缘化，甚至会有被行政系统裁撤的危险。这样，政府公共传播格局就形成了十分奇怪的景观：经过专业化训练的既有官方媒体系统和非专业化的政务新媒体系统并存，各行其事。行政体系内部有竞争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专业传播系统和非专业传播系统的并存也带来了运行成本高、管理多头并举的问题，甚至两个系统之间也会相互干扰，反而会降低政府社会沟通效率。因此，在这一背景下由行政系统最高层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新任务，其题中应有之义当把上述两类传播网络纳入到新的传播系统中去，形成可以纵横联动的言论与信息传播平台矩阵，以便统一行动、统一管理，发挥专业团队在沟通效率上的专业优势。

　　移动传播优先原则体现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应该保障新媒体部门人力资源占比在融媒体中心中绝对领先。我们在对媒介融合第一阶段的研究中将这一点作为判别真假媒介融合的另外一块试金石。例如，澎湃新闻当初和《东方早报》之间的人力资源配比大致在2.5:1，到了后来《东方早报》停刊，全员转入澎湃新闻。就省级党报媒介融合来看，服务于上海观察和《解放日报》的人力资源配比也大致在2.5:1。目前来看，新媒体人力资源短缺是制约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一大瓶颈。解决这一问题，长兴传媒集团的经验可以供参考。该集团提出了“万物生长融媒人才学习培训计划” ，贯穿全年，覆盖全体干部员工，制定了“对照书本学理论”、“轮训外送实践学”、“媒体专家请进来学”、“复旦大学提升学”、“浙大高级研修学”、“小组专题研讨学”、“互联网公司现场观摩学”等业务提升“七剑”，2017年总共投入资金超100万元。集团甚至规定工作满一周年以上的记者，都要送到省级媒体培训学习，时间长度为两个礼拜。[13]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打造学习型组织是基业获得常青的基本保障，也正是在学习中，组织和行业经验之间相互交融，才能保证在行业一线的精准占位。

　　（二） 如何“服务群众”：创新始于用户，而非生产者

　　当我们在谈论媒介融合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对之前的媒介融合实践经验的考察发现，媒介平台常常占据了我们讨论媒介融合的第一落点。这和在互联网空间获得巨大成就的BAT的逻辑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在BAT的行动逻辑链条中，传播平台是对用户需求反应的结果，而非起点。例如，腾讯融合发展的核心经验在2015年被马化腾总结为：用户体验、快速迭代和灰度机制。用户端，而非传者端，应该成为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脱离了用户需求的媒介融合最终只能沦落为一堆没有灵魂的传播技术的堆砌。我们的团队走访过20多家媒介融合样本单位，无不为先进的传播技术设备平台感叹。但是，把传播者武装起来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多数单位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却不是很清楚。在我们在调研中问到用户的相关情况时，给出的答案也常常是语焉不详。当我们把媒介融合的讨论聚焦于传者端的技术更迭，而不是用户端的需求变革，很可能是倒置了媒介融合的逻辑。无论是传播学的研究还是营销学的研究都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出，受众（或者说是用户），而非传播者（或者说生产者），才是主导传播和营销演变趋势的力量。但这一理念落脚到媒介融合的时候却还是常常回到了传统意义上的以生产者为中心、以传播者为中心，传统理念的惯性思维作用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基于社交媒体的经验体验分享机制，用户体验已经成为品牌价值的重要塑造力量，人们往往把熟悉的人之间的推荐作为选择的首要影响因素；同时，“后真相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揭示了人们是通过情感，而非理性，在和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相处。因此，如何获得用户情感上的归属与认同是媒体融合过程中实现“服务群众”这一目标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用户体验优先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共识，但在媒介融合过程中转化为实践却困难重重，原因何在呢？让我们回到社交媒体时代，分析一下用户体验如何被传达到传播者一端？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媒体和用户之间是可沟通的关系。我们调研发现，“点赞”式的互动通常是受欢迎的，常被作为用户认同的指标和证据被引用；而“吐槽”式的、批评主导的互动却受到排斥。我们认为，对于媒体平台的创新来说，“吐槽”的价值要高于点赞的价值。“吐槽”的过程是对媒介融合产品既有缺陷的发现之旅，相当于为产品融合的更新换代提供了创新坐标和优化指南，通常而言，在用户“吐槽”最严重的环节和方向上做出的优化最容易被接受。这也是腾讯提出的“灰度机制”最为核心的行为逻辑所在。对于县级媒体而言，长期处于区域垄断和行政庇护作用下，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对用户需求变动的把握能力也相对较低，这是其劣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县级媒体处于机构传播网络的最基层，空间上具有接近性，这是县级媒体的优势。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要尽可能发挥立足本地、接近用户的优势。

　　那么，如何在融合中“服务群众”呢？根据以往社区媒体的成功经验，通常是强调新闻立足本地，而非放眼世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对本地社会变动的关注，在它的上一级有覆盖面更为广泛的融合平台提供范围更加宽广的新闻信息。在美国，研究者通常把大报上的新闻称作“降落伞新闻”，他们高高在上，读者只是地面上一个个类似蚂蚁的点。社区媒体要做的，就是弥补这种个体被淹没的失落感，走出去和居民交流，了解并报道这些对大报来说没有价值、不值得报道的每一个街区的动态。这种突出个人存在与价值的社区新闻，被称为“冰箱新闻”—社区居民将报纸剪下来，孩子的、家人的、亲友的，贴在自家的冰箱上，那是与他们贴得最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文关怀。[14]因此，关注本地、关注小人物、以小切口来考察社会大问题是提高县级融媒体中心服务效率的基本坐标。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的操作经验不仅包括社区报经验，还要把地方资讯门户网站作为自身融合创新的另外一个坐标，为当地人提供生活-成长的一站式服务，最终成为世界了解本地的首选视窗。

　　（三）成长方式：嵌入大平台，形成广泛联结

　　参照腾讯融合发展战略的变革，我们可以看到，以2011年为分水岭，之前的腾讯战略强调以封闭垄断为价值主导的丛林法则，而之后的战略则强调以开放、合作、共赢为价值主导的天空法则，合作、开放也因此成为互联网经济的精神内核。喻国明教授认为：“互联网的开放式发展逻辑正在迫使媒介拆除彼此间的藩篱，在共生中寻求发展。在平台战略成为互联网主流发展模式以后，大平台嵌套小平台的模式正在成为主流。” [15]其实，从美国的地方媒体的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社区报，还是地方电视台，都很少单打独斗，常常作为加盟台或者大的传媒集团的一个业务单元而获得更高层级传媒系统的支持。看来，不仅互联网的未来趋势如此，高效率、低成本的海外地方媒体在传统上的运营经验也是如出一辙，这就决定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未来也必将在这一框架内运行。因此，嵌入大平台，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结是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壮大、获得资源与养分的主要方向。

　　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现有规划方案来看，报业系统主导的建设方案表现出了非常强的资源整合、平台联结特征。这是因为融媒中心的搭建是个技术活，而县级媒体目前基本上没有这个技术能力来搭建，这就要求选择技术领先、具有本地化落地能力的技术开发商来实施和落地。[16]很多情况下，上一级的报业集团融媒体平台扮演了这一角色。例如，前述郑州市的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就是由郑州报业集团牵头，与各县（市）区、开发区合资成立融媒体产业公司，以郑报融媒“中央厨房·新闻超市”大平台为基础，在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造统一的指挥调度和分拨平台，融合市县两级媒体资源，探索“新闻+政务+服务+电商”的智慧运营模式。[17]而湖南日报社目前谋求的涵盖全省的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方案则雄心更大，即将投入使用的湖南日报社“中央厨房”，可承担500个小型“中央厨房”、5000个媒体终端同时运行。

　　广电系统主导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则表现出较弱的整合性。以浙江省为例，虽然浙江广电系统将长兴传媒集团作为县域媒介融合样本在全省90多家区县落地推广，但各个区县融媒体中心却都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联盟合作并没有形成。按照现有地方媒体布局，县报的分布较为有限，而广播电视在县区层面是媒体资源的标准配置。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县级广播电视台应该是主体。因此，依托广电平台为主体的融合路径应该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主要方向。而且，发达国家广电系统的发展模式都是以广播网为单位，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三大广播网构成了美国广电行业的主体。基于此，未来广电系统主导的融合发展则需要强化区域整合力度，唯有此，才能避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陷入到碎片化的尴尬境地。此外，在报业系统和广电系统之外力量主导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布局也有一些，其碎片化程度更高，也需要以上述理念去予以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