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银川市委党校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及文化基因，有助于揭示其深厚文化根基，增强全党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

　　“民惟邦本”厚植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鲜明回答了我们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这一价值立场的文化根脉，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尚书》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引述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阐明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安危；汉代的贾谊疾呼“民者，万世之本也”。重民以固本、恤民以安政、养民以安生、利民以兴业，构成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智慧。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充分吸收传统民本思想重民、爱民、利民的合理内核，将其创造性转化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核心要义要求全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从严治党、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都以维护人民利益为依归；把人民至上贯穿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全过程。

　　“礼法合治”凝结德法相济的治理智慧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课题。依规治党、以德治党的文化根脉，正是礼法合治的千年治理智慧。春秋时期，《论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揭示了单纯依靠刑罚或单纯依靠教化的局限；战国时期，荀子提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点明了礼与刑相济互补的治理结构；到唐代，《唐律疏议》明确“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成为传统治理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这一方略，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的同时，也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形成了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有机统一的治党逻辑。习近平党建思想吸收礼法合治、德法相济的合理内核，摒弃其人治底色，实现了从传统治术到现代治党的历史超越。

　　“正心明道”涵养党性修养的修身哲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心学”二字讲的是党性修养，而“修身养性”则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古老主题。《大学》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说的是修身的起点；《黄帝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讲的是修身的底气；《大学》《中庸》倡“慎其独”，强调的是日常工夫；至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则标定了修身的旨归。正心明道、慎独慎微的修身理念，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将传统修身理念融入管党治党全过程。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越是向思想深处递进，越需要修好党性这个“心学”，把外在的纪律约束内化为自觉的价值追求，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固本培元。这使修身从传统士人的个体功课变为全党的政治锤炼，实现了从私德到党性的升华。

　　“选贤任能”赓续知人善任的用人传统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选好人、用好人提供了根本遵循。选人用人的文化根脉，正是中华传统的选贤任能之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中华传统政治历来重贤任能。《尚书》讲“任官惟贤材”，墨子以“尚贤”为“政之本也”，《礼记》描绘“选贤与能”的大同理想；之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提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力倡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从先秦的任官标准、尚贤主张，到后世史家的德才之辨，选贤理念一脉相承。

　　习近平党建思想赓续选贤任能的合理内核，赋予选人用人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政治品德摆在首位，把传统“忠君”之德转化为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的政治品格；健全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的干部工作体系，实现了选人用人的制度化，完成了从人治向制度治理的历史超越。

　　“革故鼎新”淬炼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历史周期率”之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覆辙？毛泽东同志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进一步回答：“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两个答案一脉相承、递进升华，背后是中华文明革故鼎新、自省自新的文化基因。《诗经》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咏的是国家革新的天命；《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讲的是事物变通的道理；《礼记》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倡的是日日自新的修养。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精神气质，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习近平党建思想把革故鼎新的变革基因与自省自新的忧患意识熔于一炉，创造性提出党的自我革命重大命题。传统革故鼎新指向国家治理层面的“改事”，自我革命则指向执政党自身的“治己”，实现了“革故鼎新”面向政党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历次党内集中教育，从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到“打虎”“拍蝇”“猎狐”雷霆万钧，自我革命一以贯之。

　　（执笔：马卉）